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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，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序中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。”那一年，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、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、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主席的张隆溪刚刚出生不久。多年后，张隆溪成了钱钟书的得意门生，并与之相交甚笃。今天的他，早已是享誉国际的学者，每每谈起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汉学时，仍常以钱钟书的这句话开头。

十七、十八世纪，西方开始与中国频繁接触，这也是汉学形成的开端。最早接触中国的汉学家大多有传教士背景，他们留下了许多信件，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，也将大量中国经典翻译成不同语言，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而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十五、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，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摆脱宗教阴影，带领社会走向世俗化。从利玛窦到张诚、白晋，当这些传教士们把他们眼中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后，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。

此外，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，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，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，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。张隆溪坦言，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“理想”。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。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，政教分离的观念、社会流动的观念、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，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。“可以说，十七、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，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，甚至是相反的。”

早期汉学家无法脱离传教士背景，因此早期汉学成果往往被禁锢在宗教视角之下。那么，西方汉学研究是何时从方向上发生了变化？张隆溪认为，应该是二十世纪以后。彼时西方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、转向世俗化社会，科学飞速发展，各学科离宗教生态越来越远，包括汉学。自那时起，汉学家们开始脱离宗教背景，更侧重于从汉语语言或汉语文本入手研究中国。

时间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。在冷战背景下，“Area Studies”(区域研究)兴起，大批学者转而聚焦“当代”，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成为西方区域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，张隆溪表示，“Sinology”由此向“China Studies”转变。“‘汉学’这个词汇也在此时发生变化。欧洲直到现在也没觉得‘Sinology’有何不妥，美国则很少用了，倾向于称为‘China Studies’或者是‘Chinese Studies’。”

“我和他经常有一些关于文学的辩论。他是中国诗歌的爱好者。但他觉得中国诗歌都是写实的雷火竞技平台，而西方诗歌则是虚拟的，或者说是比喻性的。”张隆溪称，宇文所安特意在其著作中对比了两首诗，一首是杜甫《旅夜书怀》中的“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”，另一首是英国诗人威廉·华兹华斯的《威斯敏斯特桥上》，后者描写了站在泰晤士河桥上俯瞰伦敦城市的景象。宇文所安认为，华兹华斯这首诗和他是否身在伦敦并无关系，因为其笔下提到的意象皆是比喻性的、象征性的。但杜甫描写的则是他站在水边看到的真实风景。

“因此，中西方文化从始至终都并非绝对对立”。张隆溪直言，一方面，“对立”不符合两个文化本身的实际情况。另一方面，眼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非常微妙。正如钱钟书所言，“心理攸同”，沟通不同文化、增加相互理解是时代所需。“我们这些比较学者、包括汉学家们能做的，对国际政治是有贡献的。也许这些工作倾向学术，但它其实和政治、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”，张隆溪说。

张隆溪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，曾任教北京大学、香港城市大学、美国哈佛大学、加州大学河滨分校，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讲座教授、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。张隆溪是瑞典皇家人文、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，欧洲学院外籍院士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主席。2007至2009年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。他是《世界文学学刊》主编之一，以及美国《新文学史》顾问编辑。长期专注于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，用中英文出版了20多部专著，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，学术研究影响广泛。